石头的呐喊

                      浅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中的几个问题

                                                                文/石义杰

内容提要：我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复杂的道路。从１９世纪下半叶到２０世纪中叶，由于列强侵略和军阀割据，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新中国成立，自５０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我国的城市化缺少一个渐进的过程，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等各种问题纠结在一起。这尤其表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篇文章初浅地分析了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北部湾 城市化 问题

序言：我国巨大的城乡差异使城市化的进程不同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其中还夹杂着区域差异，国土资源差异等问题。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今年获国务院批准，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陆地国土面积4.25万平方公里，2006年末总人口1255万人。目前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率是39.23%，到2010年，规划人口达到1400万人，城市化率达到45% ；到2020年，规划人口达到1900万，城市化率达到60% 。规划的获批与实施，为广西城市化加速推进提供了契机。

北部湾经济区城市化基本规划　

我国的专家学者曾先后提出过三种不同的城市化模式，这就是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和小城镇模式。目前，在实践中三种模式有并行的趋势。

小城镇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它将城市中的经济、文化、科技联系推向农村，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小城镇，使广大农民由农村迁移到附近的集镇。

中等城市模式。主张这一模式的人认为，小城镇有其局限性，如集约化程度低、经济效益低下、能源耗费指标高等，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在逐年下降；城市功能不明显，城市建设无序、管理混乱，类似于一种扩大了的农村。因此，与其“撒胡椒面”似地投资于小城镇或小城市，不如将有限的资金投放于适当数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约在５０万—８０万，它既可以发挥工业生产与城市社区的聚集效应，又可以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发展，过去人们多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模式造成交通拥挤、能源供应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然而，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指出，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优越性。超大城市是经济活动、商业交往的中心，聚集效应带来了经济的高度繁荣。大城市与卫星城呼应，形成了广阔的经济增长地带，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我国也正在形成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集中联片的超大城市区域。

　第四种模式，即“乡村生活的城市化”。传统上的城市化是指人口聚集到少数区域，该区域内非农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传播、通讯、交通日益发达，大大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这样的“聚集”可以是跨区域的；同时，高技术产业、信息业已经渗透到各个产业领域，在生物技术推动下的农业已失去了传统农业的含义。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即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在农村得到普及。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有可能成为我国农民未来的一种选择。也就是说，乡村仍然保留，但机械化的劳动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现代的文化生活及闲暇生活等都与城市中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本质区别。

  由于广西自身的环境资源，经济条件的制约，广西结合了以上模式的特点，提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城市化建设体系。即：

一级城镇建设区,

南宁市作为自治区首府和区域中心城市，加快城市发展和城镇化进程。2020年城市建成区人口发展到280～300万人，城市建成区建设用地控制在300平方公里。城市发展要形成以邕江为轴线，西建东扩、完善江北、提升江南、重点向南的空间布局。

二级城镇建设区,

指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城市。北海市按照特大城市规模规划建设，发挥宜居优势，促进城市发展。2020年城市建成区人口发展到100～120万人，城市建成区建设用地控制在140平方公里以内。钦州市按照大城市规模规划建设，依托港口开发和临港工业发展，促进城市发展。2020年城市建成区人口发展到90～100万人，城市建成区建设用地控制在120平方公里以内。防城港市按照大城市规模规划建设，依托深水港和企沙重工业基地开发，促进城市发展。2020年城市建成区人口发展到50～60万人，城市建成区建设用地控制在70平方公里以内。

三级城镇建设区 ,

指东兴市区以及宾阳、横县、武鸣、灵山、浦北、上思、上林、马山、隆安等县城。

四级城镇建设区 　　

　　指吴圩、六景、黎塘、那桐、南康、山口、犀牛脚、小董、大寺、张黄、陆屋、企沙、江平等13个重点建制镇，重点提升面向农业、农村、农民的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能力，促进城镇发展。2020年建制镇人口规模发展到10—20万人。

北部湾城市化快了吗?

根据国际上多数国家的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比例关系大约为１∶２，即工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每增长１％，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增长２％。2001年末广西总人口为4788万人,十五”期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6％，意味着每年有近80万新增城市人口。规划中,北部湾20年间,城市化率上升了20.7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新增32万城市人口）,加上工业化的推动,目标是可行的。但指标仅仅是数字，怎样将这些数字落实到实处才是最重要的。数字背后的信息更让人激动，到那时人们希望看到的是和谐繁荣的城市和美丽富裕的农村。

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挑战

政府重硬轻软，只重视引导企业的空间聚集而忽视协同效应，忽视中介服务体系、教育培训机构、创新机制和企业联系等软环境的建设，区域创新主体之间缺乏良性互动。由于政府观念和职能尚未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无法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导致大量的硬件基础设施投入收效甚微，企业和产业因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而难以进一步发展，造成城市规模和辐射有限，城市运行成本高。比如，桂林是国际知名的旅游城市，但却一直不能做大；南宁作为广西的首府，大西南交通枢纽，北部湾经济区中心城市，但是城市的规模却与定位很不相称。

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管理者可以做些什么呢？

中国的民生问题，古往今来，核心就是城乡问题。虽然城里人和乡下人互相看不起，但从来都只能互相依存，谁离了谁，生计都会有麻烦。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取得巨大的进展，也为城市改革积累了大量的资源，并以从未有过的强劲势头，向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集中，这样一来，农村人要想获利或者说生存，只能更加依赖跟城里人的交易。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生存能力最强的人群，解决所谓的“三农”问题，与其给他们从外部输血，减免税收，倒不如疏通他们与城市交易的管道；如果不能疏通，至少多留条管道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跟城里人交易，在他们和城里人自发形成的市场上，多一点服务，少一点限制，也不要把为他们提供卫生、检疫、法律诸方面的服务，变成管、卡、压的勒索。当我们还没有完全打破城乡二元壁垒、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时候，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在中央号召搞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给农民一点机会，至少，在农民自己找到机会的时候，不要为了所谓的“城市的脸面”，急于扼杀之。

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其实只要给他们机会，仅仅是一种跟城里人相当的机会，他们是自己可以改善自己的地位的，而且通过自己状况的改善，从根本上改善着整个国家的状况。

广大农村地区怎样助力城市化?

对于靠现代工业支撑的城市经济而言，从它在西欧诞生那天起，就与银行制度和资本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相伴而行，即资金的筹措并没有制度性困难。对于运用资本以求利的企业而言，最难的不是筹措资金，而是找到市场。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本来是在产品和要素两个方面互为市场的关系，但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中，农业部门仍然像小农经济时代那样资金严重短缺，既不能吸纳城市提供的产品，也不能向城市提供除劳动力以外更多的生产要素。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农业政策实现了既开拓农村市场、又提供更多现代生产要素的目的。

有人会说，日本的农业政策给财政增加了很大的负担。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日本财政为什么能够负担得起？他们从人均ＧＤＰ几百美元时就向农村大规模投资，当然不能说是国家富得流油的结果，科学的答案是，日本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为财政创造了丰厚的税收��   农业为非农产业尽其所能地提供了现代生产要素，降低了发展成本，增强了综合国力——所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农业和农村获得了现代化发展资金，但并没有削弱非农业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证明，要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政府必须发挥“企业家”和“银行家”的作用，带领农民实现农业从生产技术到经营体制的“创新”。基本的创新思路是，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打破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资金不足的瓶颈制约。具体的政策措施有两个：一是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对城乡一视同仁，尤其是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二是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紧密配合，保证农民生产经营资金的充足供应和高效率运用。资金供应的标准是“用货币燃烧起小农的劳动热情”。也就是说，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不是让自由竞争机制尽可能地压低农民的收入，而是用货币收入把农民的劳动热情充分地调动起来，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不论从事什么劳动，也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只要是付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大体相同，劳动收入也大体相同。正因为如此，虽然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但在他们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既解决了农村发展资金不足问题，也解决了劳动力过剩问题，实现了工农之间与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这些能不能为北部湾经济区农业发展和劳动就业提供新思路呢？

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彻底消除农村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即货币资金供应短缺问题，为农村的要素价格与城市要素价格的均衡创造条件。为此，首要的是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上城乡一视同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但解决不了农村落后的老问题，更有违公共财政的性质。

果如此,北部湾亚热带特色“大农业”（如热带农业、制糖、水果业）一定会打出一片天空。

北部湾里关起门来自己“斗“?

   北部湾主要亮点在港口, 北部湾经济圈依然面临着尴尬的现实，北部湾几个主要城市——湛江、北海、防城港和海口彼此直线距离在数十到数百公里之间，4个城市市区人口总和不足600万，财政总收入不足100亿元（南宁2005年财政收入超过了100亿元）。

  “行政藩篱”给北部湾港口城市从竞争走向竞合带来了一定困难。防城港市副市长陈纪鸿说，与渤海湾经济圈相比，北部湾各港口城市从行政划分制约中跳出来开展协调合作做得并不够，竞争因素明显大于竞合因素。

湛江港、防城港、北海港、钦州港都提出要打造大西南面向东盟市场最便捷的出海口，各个港口都想尽办法争取货源。有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情况：铁矿石是北部湾各港口吞吐量最大的货物。为了获得货源，各港口纷纷打起价格战，把铁矿石每吨装卸费从40多元降低到20多元，一些小型码头甚至降到10多元。恶性竞争导致北部湾港口群陷入“吞吐量大，利润率低”的怪圈。

北部湾经济区应该被认同为由多个城市聚合而成的一个高密度、关联紧密的城市空间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共同发展.。怎样寻求合作和共赢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重要问题？

“千城一面”,北部湾城市有自己的核心特色吗?

　　著名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指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注重发展本土文化，减少“千城一面”对中国城市肌理的破坏。对此再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北部湾城市管理者应该怎么做呢？吴先生指出，政府应该加强土地规划，控制土地用量，实现建筑、城市、园林三位一体的学科综合，发展绿色建设。

应该警惕在财政压力极大、GDP成为政绩考核唯一标准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为借口，大兴以房地产开发、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为内容的城市面貌的“改造”。吴先生将此概括为“五重五轻”。即，重经济、轻人文；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低、轻传统特色；重表面文章、轻制度改良；重局部功效、轻长远目标。如此一来，地方特色便失去了,整个城市的本质和核心—城市首先得有效率高、成本低的的优势，都丢失了。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南宁获得联合国环境人居奖。城市管理者可以以次为契机，给城市一张属于自己的名片呢？上海的步行街、北京摊大饼式的环路、深圳的大道、大连的广场，这些在全国各地都似曾相见的城市景观有必要在我们这里重现吗？

这里又涉及到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迈克尔·波特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中把国家竞争力定位在特定的某个产业上。同样，一个城市也应该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北部湾的优势是什么？是以更低的劳动力和更优惠的政策迎接地区生产的迁移？还是在产业转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自己内生的修炼？答案显然是后者。

一般而言，要提高地区竞争力，政府要扮演的角色是：

第一，   改善产业所需要的一般资源，如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充足的资本；

第二，   政府能够制定贯彻的公共政策，以创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为目标，除了管制不合理竞争，更应该鼓励创新；

第三，   政府应该协助产业集群，并刺激其升级；

第四，   政府应该成为本地区企业和人民培养更强大竞争力的推动着和挑战者。

结语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规划的前景很美好，笔者认为以上几点如不加以考虑、重视和落实，那么规划有如空中楼阁，起码是效果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①从台湾农村城市化模式看广西农村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官锡强《城市发展研究》 http://www.gx-info.gov.cn/zt/viewwenzhai.asp?id=1343 —广西信息港

②如何看待我国的城市化现象， 李强； “千城一面”的市场化解决之道，魏凤春； “农民的生存权比城市的脸面重要” 张　鸣。南方网，理论频道http://www.southcn.com/nflr/shgc/

③环北部湾能容下多少“中心城市”？ 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5-07/25/content_3263360.htm  

④《现代市政学》/王佃利，张莉萍，任德成，中国人民出版社 

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